陳平原
2003年12月的某一天晚上，我應邀參加在全國政協禮堂華寶齋舉行的「古琴音樂會」。我非琴人，不知為何有此榮幸。到了那裡一看，是為慶祝中國古琴藝術入選第二批世界口頭和非物質文化遺產而舉行的雅集，集中了好多位南北名家，還展出若干張名琴。說實話，那一瞬間，我誠惶誠恐。如此隆重的儀式、精彩的演奏，很多琴友不得其門而入，而我這徹底的門外漢，竟混跡其中，確實是很大的浪費。
時隔多年，偶爾談起我參加了此次雅集，還保存了節目單，讓不少學琴的友人驚羨不已。可當初並不覺得好玩，感覺就像窮光蛋誤入了珠寶店，還碰上了熱情洋溢的營業員。坐在我旁邊的，明顯是資深琴友，每報一個演奏者的名字，都要激動大半天;聽完一曲，還想跟我交流一下體會。身處那種場合，不能太露怯，只好故作深沉，偶爾點評兩句，別人還以為我真懂行。其實，我不懂音律，也沒學過古琴，憑的是直覺。說喜歡某某的演奏，那是因為不喜歡舞台腔，更傾向於文人氣，認定這比較符合古琴的趣味。
不過，也不能說我對古琴毫無了解。起碼家藏且常聽的古琴CD，段位並不低。比如1995年香港龍音製作有限公司版《管平湖古琴曲集》，或者古琴界格外推崇的保存中國最後一代傳統古琴大師的集體面貌的「老八張」(中國唱片上海公司，1994年)，我是百聽不厭的。很可惜，因學識及修養限制，這些古琴曲，我只是喜歡而已，說不出所以然，也沒能力辨析各家的優劣長短。
人的趣味，有些是先天因素造成的，我耳朵不行，若學音樂，再努力也沒有用。但眼睛還可以，比如，不懂古琴，可我藏有古琴目錄學或器物學方面的書籍，如査阜西編纂的《存見古琴曲譜輯覽》(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2003年)，乃古琴曲傳譜、解題、歌詞三個方面的匯典，我當古典文獻書籍讀。至於鄭珉中編著《故宮古琴》(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因我早年的學生王風參與撰寫，書出版後送了我一冊。書很貴，印刷很精美，我看得津津有味。
這麼認真「讀書」，在古琴家看來，實在是太外行了。我也承認，先天不足，後天失調，高雅的古琴，與我隔著千山萬水。不過，中國文人喜歡古琴，沒說一定必須會撫琴。《晉書》記錄陶潛的妙語:「但識琴中趣，何勞弦上聲!」
到過我家的朋友，會發現我書桌邊有一張無弦的古琴。並非模仿陶淵明，那琴本有弦，只是閒置多時，方才變成現在這個樣子。二十多年前，某日本留學生回國，臨行前贈我古琴，希望物盡其用。幾次起意學琴，皆因意志不堅定，半途而廢。忘記是哪一年了，已畢業留校任教的王風，自告奮勇，送教上門。我本是自娛，且不解音律，偏偏又碰上了個嚴師，要求我先正身、調息、靜心、凝神，一個下午就撥一個音，不知何時才能成調。我抱怨他教學不得法，他批評我學習不認真，於是，很快就偃旗息鼓了。2002年秋冬，我在台灣大學中文系教書，在時任台大音樂所所長沈冬教授的建議下，跟隨台大學生上古琴課。三個月後，因妻子來台參加學術活動，陪她外出旅遊，學古琴的事就此放下。
好處是，我喜歡古琴，不是趕時髦，也沒有任何功利目的。那年頭，還沒有「非物質文化遺產」一說，我之藏琴、讀琴與聽琴，純屬機緣湊合。看我與古琴似乎有點緣分，王風多次勸我，是否收藏一張名貴點的，比如宋琴或明琴。除了囊中羞澀，我之所以謝絕此建議，乃出於自尊心:就這水平，還買好琴?若變成了投資，則辱沒了我的附庸風雅。
略知作為器物的古琴，使得我2005年應國務院新聞辦和文物出版社邀請為中英文版《中國古代最美的藝術品》撰寫長序，題為《大聖遺音———中國藝術五千年》。文章藉故宮博物院裡那張名為「大聖遺音」的古琴開篇，談的是文物的命運:「我們只能透過玻璃，仔細觀賞作為『珍貴文物』的古琴———那形制，那斷紋，還有那仿佛微微顫抖著的絲弦。可惜的是，絲弦下，不再流淌著動人心魄的『高山流水』。這就是文物的命運———已經脫離了特定的生存環境，需要藉助深厚的歷史知識以及豐富的想像力，方能得到較好的閱讀與闡發。」如此借題發揮，好像大有深意。最後全書乾脆改題，就叫「大聖遺音」。這可是我可憐的古琴知識唯一一次產生「社會效益」。
我之所以遠離高雅，還有一個很現實的原因:最近十多年，學古琴成為一種時尚。君不見，所謂京城「四大俗」———學古琴，唱崑曲，喝普洱，練瑜伽，古琴可是名列榜首呀。如此自嘲，其實不無得意———畢竟風氣已成。想想十幾年前的京城「四大傻」———購物去燕莎，吃飯點龍蝦，喝酒人頭馬，抽菸大中華，這「四大俗」明顯好多了。以前炫耀的是金錢，如今崇尚的是文化與養生，可見社會還是在進步。
既然風氣已成，那我就談談高雅且時尚的古琴，在十丈紅塵中，到底該如何自處。首先想到的是《論語》中的一句話:「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略為轉化，便成了「古之琴家為己，今之琴家為人」。可是，為己與為人，其實沒那麼涇渭分明。學者如此，琴人也不例外。水太清則無魚，過分苛求，最終容易導致造假。屹立於風塵之中，有所堅守，也就可以了。
至於專業琴人與文人琴人的分野，以及二者之間的競爭關係，自古有之，於今尤烈。前者重技藝，後者多情懷，二者各有各的長處，不必強分軒輊。這就好像舞台與書房、演出與雅集、收益與趣味，都不宜於說死。記得抗戰中馬一浮辦復性書院，梁漱溟建議發文憑，馬拒絕，理由是:「幾曾見程朱陸王之門有發給文憑之事?」這麼做，雅則雅矣，但無法長期生存。
最後轉入我的本行:文學史研究。多年前我曾寫文章，談及北大中文系的未來，希望在文字與圖像之外，多關注聲音，比如宋詞元曲的音樂性、古琴與中國文人生活、近現代的演說如何成為文章———後者我寫過《有聲的中國———演說與近現代中國文章的變革》等，前兩個題目則力所不逮。不過，我相信「有聲的中國」將是日後研究中國文學的一個重要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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