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人類悠遠的歷史文化長廊中，古琴一直在扮演著修身養性、娛情抒心的重要角色，在漫漫歲月中演繹出一個個至今令人心潮澎湃的傳奇。毫無疑問，古琴早已演變成為一種精神符號，遠超其本身的價值。而嵇康與古琴命中注定般的相遇，也成就了一段人與琴的千古佳話。本文試圖闡述嵇康與古琴文化的緊密聯繫，從古琴文化的發展歷史角度，結合嵇康所處的特殊時代及其自身獨特的氣質，探討嵇康對古琴文化的傳承、突破與超越。
一、何謂古琴文化及漢末魏晉之前發展歷程
所謂古琴文化，是指圍繞古琴的形制、琴曲、技巧、琴家、故事及相關理論等所形成的滲透至人類物質生活、精神層面並深深影響人類文明的具有深厚底蘊的一系列體系。古琴歷來被視作高雅的樂器，被賦予治國平天下的含義，與政治教化關係密切。古琴蘊含豐富的文化內容，在長期的發展中，已經成為一定的文化符號，甚至是身份的象徵。
古琴本身表現出一種脆弱、雅致之美。音色古樸、深渺，聲音輕微，至若希夷之境，因此它演奏所必須的條件就是安靜的周圍環境，遠離喧囂宴樂場所，因此古人或是擇一環境清幽之處自彈自唱，或是與三兩好友彈琴吟詩。古琴歷來追求「平和」、「淡遠」的境界，宜平心靜氣，正適合君子修身養性，所以古琴主要是作為君子正心之物，對於古琴技巧往往強調得比較少，而更著重於「弦外之音」，通過琴聲所傳達的教化意味與抒懷作用。據《史記·孔子世家》載：「孔子學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為人也。』有間，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為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師襄子辟席再拜，曰：『師蓋雲文王操也』」由此可見，鼓琴更偏重於思想文化內容方面。
古琴文化歷史悠久，據東漢許慎《說文解字》載：「琴者，禁也。禁者，吉凶之意也。」也就是說琴的最初出現可能與巫術祭祀有關，是作為判斷吉凶的根據，具有神秘和崇高的地位。據說商紂王時期的師曠可能是最後一名通過古琴傳達天意的巫師，此後古琴漸漸轉化為樂器。起初，因為古琴聲音稍顯輕微，不適用於貴族宴享場所，不如黃鐘大呂般聲音洪亮，大氣磅礴，顯示出貴族與皇家的氣勢，於是轉而成為民間通用的私人樂器。而後，春秋戰國期間，「士」階層的大量出現，常攜琴出遊，《曲禮·禮記下》載：「士無故不徹琴瑟」，由此可見，在春秋戰國時期，古琴漸漸開始脫離民間大眾，而成為「士」這一群體的身份象徵，從而也提高了古琴在眾樂器中的地位。古琴蘊含與承載了豐富的內容，是充滿文化底蘊的載體，上古時期是巫術的載體，間至春秋又成為儒家思想的載體，在漫長時光的積澱下，累朝積代，最終賦予古琴獨特的人文地位，桓潭《新論》曰：「八音廣博，琴德最優」，在中國古代眾樂器當中一直占有極高的地位，被稱為高雅的樂器。《新論·琴道》「琴之言禁也，君子守以自禁」，很顯然，古琴被視為君子身份的象徵，並被賦予了道德教化的意味。
二、漢末魏晉時期古琴地位
魏晉時期是中國歷史上罕見的黑暗與混亂時期，戰爭頻發，疾疫橫行，政局動盪，內部傾軋嚴重，生靈塗炭，餓殍遍野。不管是當時士人還是普通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亂世之中，「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政權的頻繁更替，禮教的轟然崩潰，讓支撐幾百年的儒家傳統思想遭受到了極大的衝擊。魏晉士人逐漸拋棄儒家思想理念，而轉向超然出世的道家思想，在道家的玄幻中尋找精神的寄託，士人開始以自然無為的思想應對時局，表現出厭世、超脫、務虛的狀態，具體表現為追求清靜無為、放浪形骸、談玄求仙。道家思想最終浮出水面，成為士人最後的救命符，逐漸占據主體地位，成為魏晉顯學，而儒家思想則潛入了河底，成為思想長河中的暗流，雖仍在不斷影響著魏晉士人，但顯然已被壓制下來，在暗夜裡蹣跚而行。
社會思潮的轉向很快泛濫到社會政治、生活、文化等各個領域，其中就包括對古琴文化的影響。古琴作為適合個人抒發感情的器樂，在這個動盪不安，人人自危的時代背景下，毫無懸念的成為士人抒發生命感懷、嘆息人生無常的最佳工具。當時士人幾乎人手一琴，彈琴詠詩，聊以自慰。如阮籍常是「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他們通過彈奏古琴表達深藏在內心的感情，釋放憂悶的情緒，寄託個人的情思，為這個時代苦悶的心理打開一道光明的缺口，藉以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道家思想作為支配士人的主體思想，很顯然促使時人對古琴有了新的認識，道家思想很快滲透到了古琴文化之中，為古琴發展注入了新鮮的血液。魏晉時期，不但形成士人身不離琴的態勢，展現士人與眾不同的高邁與高雅情致的標誌，成為身份的象徵，還湧現了一系列優秀的古琴理論作品，如桓潭《新論·琴道》等，更不用提廣泛出現在詩歌當中的古琴形象。
漢末魏晉時期，是一個不能自主的時代，似乎所有人都被壓迫著前行，生命如螻蟻般悲苦，《晉書·阮籍傳》曰：「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然，在生命最受威脅的時候，生命意識也最為頑強，也就是在這個特殊的時期，促使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人的意識的覺醒，審美意識的萌發。將個人從社會群體中剝離出來，突出了個人的地位，開始關注個人的思想、情感等，並首次將目光凝聚到個人本身，通過對士人容止、玄談的關注，展現出一股強烈的生命反叛之美，這種個性與審美意識的抬頭，作為君子常攜之物——古琴，無疑成為興盛發展，大放異彩的最佳時期。
三、嵇康對古琴文化的傳承與超越
1、嵇康與古琴的緊密聯繫
嵇康與古琴的相遇是命中注定的。人道「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其實物與人的相伴亦是同一道理。嵇康與古琴擁有著很多相通之處，比如形美、高貴、神秘等，關於嵇康外貌的描述，歷史資料中有很多的描述，《晉書·嵇康傳》載：「康早孤，有奇才，遠邁不群。身長七尺八寸，美詞氣，有風儀，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為龍章鳳姿，天質自然。」其瀟洒風神、飄然出塵的氣質與古琴纖細美麗的外形相得益彰。嵇康士人的身份，君子的人格，世人仰慕的典範與古琴高雅出塵的品格不謀而合。嵇康不可企及的人文氣質、「非湯武而薄禮」的大無畏氣魄，臨刑「索琴而彈」的坦蕩曠達，在世人心中留下了永恆的印象，充滿了神秘之感。嵇康其人也如同詩句中所言「目送歸鴻，手揮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如同美的詩歌一般，畫面翩然似仙人。而古琴在其發展的過程中，逐漸成為士人私人的樂器，為眾人可望而不可即，似乎永遠隔著一層神秘的面紗。
嵇康是極愛古琴的，可以說是其生命的慰藉，精神的寄託。在《與山巨源絕交書》中他提到：「但欲守陋巷，教養子孫，時時與親舊敘離闊，陳說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意畢矣」，這樣閒適的生活是嵇康一直所嚮往的。「常修養性服食之事，彈琴詠詩，自足於懷。」還特地作《琴賦》，對琴的製作，演奏等做了全面的描述，表達自己對音樂的感受，在他看來「眾器之中，琴德最優」，由此可見，琴在嵇康心中的地位是很高的。據說嵇康有一張非常名貴的琴為「獨幽」，為了這張琴，他賣去了東陽舊業，還向尚書令討了一塊河輪珮玉，截成薄片鑲嵌在琴面上作琴徽。琴囊則是用玉簾巾單、縮絲製成，此琴可謂價值連城。有一次，其友山濤乘醉想剖琴，嵇康以生命相威脅，才使此琴免遭大禍，可見嵇康對琴的鐘愛。余傑曾感嘆：「世有嵇康，生為琴弦無憾也」，的確如此。英雄佩名劍，名士攜雅琴，這是一種完美的組合。
2、嵇康對古琴文化的傳承
古琴自發展以來，深深打上了儒家思想的烙印。儒家認為：「琴者，禁也，禁止於邪，以正人心。」表明古琴作為正心修身的功用，嵇康在《琴賦》中熱烈炫揚了古琴以梧桐為體的高貴出身，盛讚「眾器之中，琴德最優」，不僅認為古琴有著高出一般器樂的身份，更強調了「琴德」的無與倫比，肯定了古琴所代表的道德教化作用。魏晉這樣一個特殊的時期，處於矛盾中的嵇康選擇了古琴「發泄幽情」，正是秉承了古琴「正人心」的傳統。
嵇康對古琴文化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在其短暫的生命中，無論是獨坐憂思，還是與友共聚，甚至是臨終奏鳴，都與古琴有著千絲萬縷的牽絆。嵇康在《贈兄秀才入軍詩十八首》中言道：「彈琴詠詩，聊以忘憂」，由此可見他對於古琴的理解依然傳承了上古時期延續下來的傳統。他的憂愁來自哪裡?對政局的不滿，對司馬政權的痛恨，對禮教崩潰的絕望，對生命短暫的憂思，無一不顯示了他極強的入世精神，他「性好老莊」，不過是對現實的反叛，對禮崩樂壞的對抗，他的道家思想其實是對儒家頹敗的反彈。而在他的身體里，其實依然流淌著的是儒家傳統思想的血液，這點很充分的體現在他的古琴理論中。他寫了兩篇關於古琴的文章《琴賦》與《琴贊》。《琴賦》完整的表達了嵇康對古琴儒家思想浸潤的觀點與想法。《琴賦》載：「余少好音聲，長而玩之，以為物有衰，而此無變;滋味有厭，而此無倦。可以導養神氣，宣和情志，處窮獨而不悶者，莫近於音聲也」，又載：「性潔靜以端理，含至德之和平，誠可以感盪心志而發泄幽情矣!」無不體現嵇康對古琴修身抒心作用的極大肯定。
3、嵇康對古琴文化的突破
嵇康對於古琴文化既有著傳承，又有突破。他創作的了《長清》、《短清》、《長側》、《短側》，也即「嵇氏四弄」，與蔡邕的《蔡氏五弄》合稱「九弄」，在中國古琴文化史上留下了寶貴的財富，為古琴音樂增添了新的元素。
嵇康「嵇博綜技藝，於絲竹特妙。」長期與古琴的接觸，對古琴有自己獨特的見解。他的音樂理論主要集中在《聲無哀樂論》一文中，「心之與聲，明為二物」。強調聲音來源於自然的本質，本身並無感情可言，是因為人自身情感心緒的不同而感受到不同的情緒。「夫哀心藏於苦心內，遇和聲而後發。和聲無象，而哀心有主。夫以有主之哀心，因乎無象之和聲，其所覺悟，唯哀而已。」認為人情感上的哀樂是因為自身心中先有了哀樂之情，音樂只不過是一個媒介而已，突破了把音樂純當做政治教化，完全無視音樂的藝術性的音樂思想，是有著進步意義的。《聲無哀樂論》闡述了嵇康對於音樂理論的觀點，直接影響到他對於古琴理論的見解，給中國古琴理論留下了輝煌的一筆。
4、嵇康對古琴文化的超越
嵇康個性「剛腸嫉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如此剛烈的性格，直接導致了他的人生悲劇，而古琴身形纖弱，琴弦絲絲入扣，脆弱纖細，具有柔性的魅力，這種剛與柔的碰撞，融之以個性與時代的矛盾，交錯繁複，給古琴注入了豐富的文化內涵，達到了別具一格的配合效果，琴聲悠遠而動人心魄，將古琴推至審美的高度。
嵇康對古琴文化的的超越，體現在他對古琴的偏愛與精神契合上。在古琴的發展歷史上，也曾湧現了一大批有名的琴家，而最為世人所稱道的非伯牙子期莫屬，《列子·湯問》載：「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高山，鍾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鍾子期必得之。子期死，伯牙謂世再無知音，乃破琴絕弦，終身不復鼓。」由此有知音難覓之說。然而，伯牙子期是人與人之間通過古琴音樂的橋樑，感應到對方的內心世界及所傳達的意境。嵇康則不同，他撤去了與人的交流與溝通，而轉以直接將情感與心緒訴之琴弦，與琴弦相融合，達至琴心合一，以觸摸到「道」的境界。 這兩者的審美構成截然不同，伯牙子期式的知音是人與人之間的溝通與交流，達到雙方心領神會，也即「人——物——他人」結構。顯然這種構成將他人置於旁觀者的位置，以第三者身份介入其中，自是少了一份實際體驗。而如嵇康式的「物我」結構，明顯摒棄了人的參與，物我一體，是物我之間的直接對話。臻至佳境，達到審美的境界。
嵇康作為引領玄學潮流的精神領袖，有著先驅者的孤獨，缺少知音。他曾在《琴賦》中感嘆：「識音者稀，孰能珍兮，能盡雅琴，唯至人兮。」表達了他對知音難覓的慨嘆，直接將古琴視作了他的知音，而古琴也因嵇康綻放了它歷史上獨一無二，無法複製的華美篇章，這在嵇康臨刑慨然彈奏《廣陵散》而展露無疑。那是用整個生命去實踐的音樂絕響，那一刻人與琴融為一體，此情此境此曲無人能超越。
作為中國古琴名曲，《廣陵散》具有其深刻的內涵，《琴學叢書·琴鏡》認為《廣陵散》源於《聶政刺韓王曲》，其曲是依照故事情節發展而展開的。每段分為「井裡」，「取韓」，「亡身」，「含志」，「烈婦」，「沉名」，「投劍」，「峻跡」，「微行」等。「現代音樂史專家對該曲研究十分細緻，他們認為：《廣陵散》的旋律顯得非常豐富多變，感情起伏也較大。正如北宋《琴苑要錄·止息序》所說，它在表達「怨恨淒感」的地方，曲調幽怨悲涼;在表達「怫鬱慷慨」的地方，又有雷霆風雨，「戈矛縱橫」的氣勢。」太古遺音》之跋即謂之「其聲忿怒急噪，不可為訓」。所謂「紛披燦爛，戈矛縱橫」，以致觸怒大儒朱熹，斥之「其聲最不和平，有臣凌君之意。」
《廣陵散》悲壯的故事底蘊，其中夾雜的強烈情感，與儒家、道家所倡導的平和思想截然不同，充滿了悲憤與控訴。被迫害的嵇康與荊軻一樣，內心同樣充滿了幽憤，而臨刑彈琴一幕，正是嵇康內心憤懣與《廣陵散》所傳達的意蘊如出一轍，成為永遠無法超越的經典。
轉自：微信號天下古琴
原文網址：https://read01.com/2gyxaj.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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