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風
一
2003年，王世襄先生盡集「儷松居長物」，手自編纂《自珍集》面世。雖說數達八十的明式家具早已轉讓上海博物館而不入此集，其收錄仍有十類近三百件套，可謂琳琅滿目。開卷之首，即「唐『大聖遺音』伏羲式琴」，文曰：
「『大聖遺音』栗殼色，七徽以下弦路露黑色，遍體蛇腹斷，中間細斷紋，額有冰紋斷。圓池，池上刻草書「大聖遺音」四字。池內納音左右上下四隅分刻隸書『至德丙申』四字年款。是為唐肅宗至德元年，公元756年。即安祿山叛亂，唐明皇入蜀，李亨即位改元之時，亦即李白附永王李璘事敗，將流放夜郎之時。池兩側刻隸書『嶧陽之桐，空桑之材，鳳鳴秋月，鶴舞瑤台』十六字。池下『困學』、『玉振』兩方印。以上除年款外皆刀刻髹金。青玉軫足，細鏤絛結及旋瓣花紋，當為明琢。沼扁圓形。」
敘述扼要暢達，言及李白事饒有餘韻，是誠不可增減一字。「儷松居長物」天下聞名，計其所藏，唐「大聖遺音」琴與明宋牧仲大畫案實堪稱兩大鎮室之寶，宜乎其在《自珍集》中首屈一指也。
唐天寶十五年(756)正月，安祿山稱帝，六月攻入長安，明皇倉惶西狩，至馬嵬坡，六軍不發，楊貴妃縊死，玄宗入蜀。七月，太子李亨自行即位於靈武，改年號至德，是為丙申年，亦即大唐由盛轉衰關鍵之年。而就古琴器而言，「至德丙申」也可以說是至關重要的年款，對古琴斷代體系的建立起著核心的作用。
2009年，鄭珉中先生匯聚歷年作《蠡測偶錄集》。上編系古琴器研究論文，先生有關文字，收錄將盡。書中「至德丙申」觸目皆是，不下數十處。蓋因此款凡三見於唐琴，即儷松居舊藏伏羲式「大聖遺音」、故宮藏神農式「大聖遺音」，以及原在上海的伏羲式「九霄環佩」，三床特點一致，具有堅實的論證基礎。尤其兩床「大聖遺音」俱在北京，目驗方便，因此鄭先生論述唐琴分期每以此入手。撰文時伏羲式「大聖遺音」尚在儷松居，為免藏家不便，故屢稱「錫寶臣舊藏」。
當年琴界，受「唐圓宋扁」成說，以及《格古要論》「宋時置官局制琴」記載的影響，唐琴亦有「宮琴」「野斵」之論：「把在項與腰兩處邊沿作了圓處理的唐琴，不問有無腹款、銘文，都劃作一類，統統稱之曰唐代宮琴。其它不同於這一類的，只要形制奇特，或琴面比較圓渾、弧度大一些、斷紋又整齊一些的，再加以聲音洪松或者清潤響亮一些的琴，與有唐款的琴作為一類，一律認定為唐琴的野斵。甚至把沒有腹款，斷紋稀疏的琴，由於其形制奇特，尺寸寬大，發音清潤，雖琴面較平，也視為唐琴的野斵。」
鄭珉中先生經過細密考察，認定後一類並非唐琴。唐代不存在類似宋官琴局的機構，核之文獻，北宋陳暘的巨著《樂書》卷一百四十二「樂圖論」記載：「唐明皇反蜀，詔雷儼待詔襄陽。」其時正是至德丙申。更說明唐代宮廷斵琴，是臨時從民間徵召琴匠，因而宮廷製作與民間製作同出一手，不可能形成工藝特點上的差異。這是古琴斷代的一個關鍵性論斷，否則一切無從談起，包括宋明琴的鑑定。
當然，雖說唐代宮廷與民間在斵制手法、時代風格上並無區別，但宮廷製作制度自有一定的規矩。同樣在《論唐琴的特點及其真偽問題》中，鄭先生從三個方面進行論述，皆以「大聖遺音」入手：「首先唐代宮琴最根本的特點，是四字腹款，唐代宮琴與野斫在腹款上有所不同。例如，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大聖遺音』琴和原為琴人錫寶臣所藏的另一張『大聖遺音』琴，兩張琴的題名相同，腹款也都是『至德丙申』四字，只是故宮的一張是朱漆書款，而另一張則是刻款。這兩張琴的腹款，無論書體大小、位置規格都是完全一樣的。至德丙申乃唐肅宗至德元年，為唐肅宗建元以後的製作。此外，據說還有一張唐琴，其腹款為『太和丁未』四字，太和丁未乃唐文宗太和元年。這類腹款，僅僅寫了一個製作的年代，是一個年款。但據文獻所載，北宋蘇東坡所藏的雷琴，其腹款上池為『開元十年造，雅州靈開村』，下池為『雷家記，八日合』。《西溪叢語》中記的一張雷琴腹款為『唐大曆三年仲夏十二日，西蜀雷威於雜花亭合』，這種腹款不僅寫了製作年代，而且還有作者姓氏和製作地點。顯然，這兩種腹款是完全不相同的。借用今天文物行的習慣用語來說：前者是『官款』，寫的僅僅是一個年款；而後者則是『私家款』，所以體裁不同，內容也多。官款器就是為宮廷製造的，為宮廷所使用的，因此如『至德丙申』一類腹款的琴，應當就是宮琴。」
所謂「太和丁未」一琴，即李伯仁舊藏的「獨幽」，當時鄭先生尚未見到。「官款」一語甚是形象易解，今可見類此款式，共有六床，晚到北宋初年。而且干支紀年皆為改元之時，雖然沒有遺存文字材料可作旁證，但可以斷定當時是有這一制度的。且而俱是圓龍池長圓鳳沼，格式一致，圓池方可能如此落款。其它形式的唐琴應是野斵，不過存世唐野斵琴腹款或者已湮滅，或者系作偽。因而盛、中、晚唐的斷代，首先依賴宮琴的腹款確定標準器，然後推及其它。
另外兩個方面涉及琴的銘文和題名：
故宮的這張「大聖遺音」刻的是：「巨壑迎秋，寒江印月。萬籟悠悠，孤桐颯裂。」另一張「大聖遺音」刻的是：「嶧陽之桐，空桑之材。鳳鳴秋月，鶴舞瑤台。」這兩張琴的銘文，前者講琴聲嘹亮，有山水之清音，後者講琴材優美，音韻佳絕，從字形、內容和氣魄來看，似應是宮琴上的銘文。
唐代宮琴與野斫的題名不同。「大聖遺音」和「飛泉」之名，都是古人根據琴的聲音來擬的。絕大部分琴名是形容琴音的。不過「大聖遺音」和「飛泉」比，總不是一個趣味，「飛泉」是以自然界的聲音與琴音相比，而「大聖遺音」就完全不一樣了。什麼是「大聖遺音」，用宋歐陽修的話來說，就是「舜與文王孔子之遺音也」。這樣的琴名，當然是刻在宮琴上較為相宜。這是否也可以看作宮琴與野斫的又一區別。
按「飛泉」亦李伯仁舊藏唐琴。歐陽修語見《送楊寘序》，用以解釋「大聖遺音」自是精確不移。東漢王符《潛夫論·潛嘆第十》：「昔唐堯之大聖也，聡明宣昭。虞舜之大聖也，徳音發聞。」清張行言《聖門禮樂統》卷十八「樂器名義」下「琴」條引漢隋間《琴操》云：「兼三才而備九德，真大聖之遺音也。」是皆從儒教正統立言，用在宮琴上自然意識形態無比正確。
除腹款、銘文、題名之外，「大聖遺音」尚有「困學」、「玉振」兩方印。今所知十七床唐琴，刻「玉振」大印者多達五床，「困學」小章僅此一見。楊時百《琴學叢書·藏琴錄》「龍門寒玉」條下記述：「西園主人因『大聖遺音』『玉振』印上有印方寸『困學』二字，定為鮮于伯機印，或『玉振』亦鮮于氏印也。」西園主人即愛新覺羅溥桐，可知其民國初年即見過此琴。
有關這個說法，鄭珉中先生《唐琴辨——再論唐琴的特點及其真偽問題》續有所論：「有人因大印之上多了一顆『困學『小印，就斷定『玉振』印亦系鮮于樞之印，這無疑過於武斷了……因『困學』印定為鮮于氏舊藏則可，如因『困學』遂將『玉振』印亦定為鮮于氏之印，而琴背上其它銘刻與大印都是同時期刻上去的，則刻款『大聖遺音』的這件『鴻寶』，豈不就成了元人的仿造品了嗎？當然這張『大聖遺音』是否為元鮮于氏之所為，識者自有明辨。從唐琴銘刻的總體看，『玉振』絕非鮮于氏印，其它刻『玉振』印的琴上亦未見與鮮于氏有關的痕跡，就可以說明問題了。
二
楊宗稷時百《琴學叢書》之《藏琴錄》成於「甲子冬月既望」，亦即1924年12月12日，所記述最後一床為「龍門寒玉」。其中提到「壬戌冬月」亦即1922年12月中至1923年1月中，「予客太原，下榻虞君和欽園中蒔熏精舍」，因遍觀虞氏所藏琴，稱：「尤奇者，虞君得『鶴鳴九皋』，與李君伯仁所藏『獨幽』及『飛泉』，錫君寶臣藏『大聖遺音』」。
虞和欽名銘新，浙江寧波人。晚清至民國間遊走科學、教育、政、商界，雄於資財。其時為官山西，遂有邀楊時百赴晉授琴斵琴之舉。時百所蓄琴，亦藉助其錢款，故楊歿後，其子葆元除自留一床外，余均送虞處抵債，即今存浙江博物館者。
這條材料提到「李君伯仁所藏『獨幽』及『飛泉』，錫君寶臣藏『大聖遺音』，武英殿陳列長安元年制者」四床，而目之為「鴻寶」。王世襄、鄭珉中先生皆有很高評價，雲是鑑古有目，因其實系當時北京的幾床唐琴。
而在更早之前，「辛亥(1911)八月開雕」的《琴粹·瑣言》中，楊時百記云：「讀歐陽公《三琴記》，唐琴在北宋時已不多得，況更歷千年乎。宜今日唐宋琴如鳳毛麟角也。近時都下收藏家，僅有貴池劉氏之『鶴鳴秋月』，佛君詩夢之『九霄環佩』，其聲音木質定為唐物無疑。」
劉世珩之「鶴鳴秋月」，後來證明並非唐琴，現存湖南博物館。而佛詩夢之「九霄環佩」，即今藏故宮之鼎鼎盛唐器。這條記載說明民國以前時百尚不知「大聖遺音」等琴。古物陳列所開辦於1914年，「萬壑松濤」原系熱河行宮物，當時尚未至京，故皆不及。而「九霄環佩」後亦歸劉世珩，二十年代並「鶴鳴秋月」南下，因而《藏琴錄》不再提到。
1932「九·一八」周年楊時百逝世。次年故宮文物南運，「萬壑松濤」離開北京，從此不再北返。而據汪孟舒先生《春雷琴記》，大約於此時得盛唐器「春雷」，其又有晚唐器「枯木龍吟」。楊時百弟子李靜伯仁的兩床晚唐琴，「獨幽」後攜之南下，「飛泉」為管平湖先生琴弟子程寬子容所得。錫寶臣伏羲式「大聖遺音」家傳，抗戰後故宮庫房發現神農式「大聖遺音」。此為三四十年代北京唐琴大致流轉情況。
北平淪陷後，琴事活動以管平湖先生和汪孟舒先生為中心。1940年秋鄭珉中先生拜師管門。管先生一代國手，琴壇重器自是掌上觀紋。此處所及，實系民國間曾在北京民間出現的所有六床唐琴，為管先生二十年來親見者。先生修琴調音亦妙絕天下。
後鄭先生迭遭家變、失業之厄，隨管先生的琴課於是停止，改為在家習練，唯不時登老師門。
大略與此同時，1945年10月底王世襄先生作為「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平津區助理代表由李莊回到北京，年末與袁荃猷先生結縭。因王先生母親一系金家與管家關係密切，管先生於王先生介乎長輩與兄長之間，故婚後王先生改請管先生授袁先生琴。此前袁先生早在1933年十四歲時即從汪先生習字學琴，即《自珍集》「大聖遺音」「金聲」說明所言者。為日常溫課計，王先生請管先生介紹佳弟子，平湖先生遂推薦鄭先生。此為王鄭二先生訂交結緣之始，其後鄭先生常往芳嘉園王先生老宅與袁先生對彈。是時王先生三十三歲，鄭先生年方二十有四，俱是錦瑟華年，於今思之，不禁惘然。
王先生既為妻子之「琴奴」，遂起意收藏古琴，常與鄭先生結伴走訪故家舊族，商定去取。有關「大聖遺音」，鄭先生言，1946年初，有一次在管先生琴室，師姐沈幼抱來「大聖遺音」，問管先生：「這是不是您說的那一張？」先生稱是。蓋沈先生也經常聽管先生言及此名器，其兄與錫寶臣孫系大學同學，故有此機緣。沈先生母家幾代傳樂，其兄弟姐妹分學不同樂器，母親當年擁有什剎海河地，家境豐饒，遂起意此寶物。不過沈母最終並未同意，應該是由於價格極昂。
鄭先生說：「當時我就告訴了王先生，『大聖遺音』出來了。」《自珍集》「明『金聲』蕉葉式琴」條言：
「『金聲』主人為民初名琴家錫寶臣先生，以家藏唐琴『大聖遺音』聞於世。1946年春，寶臣先生文孫章君澤川在西單商場設書肆，求人詢知家傳古琴尚在，蒙汪孟舒丈攜我訪其家，慨然以『金聲』見與。孟舒丈乃其祖父多年琴友也。」
其時當然也見到「大聖遺音」，先購「金聲」而未及於此，顯是力不能致。「唐『大聖遺音』伏羲式琴」記云：
「所謂『鬻書典釵，易此枯桐』乃以飾物三件及日本版《唐宋元明名畫大觀》換得黃金約五兩，益以翠戒指三枚。其一最佳，乃先慈所遺，實不知其值幾許……而寶臣先生文孫章君澤川亦慨然同意，蓋因荃猷從汪孟舒先生學琴，而孟舒先生乃其祖父多年琴友，故亦未嘗計我之報是否相當也。」
寶臣先生遺琴，1946年孟舒先生攜我訪章君澤川，求得蕉葉「金聲」。越兩載，始敢問鼎此唐斫鴻寶。
王先生自是心存感念，不過就字裡行間，可見當年竭盡全力之狀，需時兩年，良有以也。1948年6月1日起王先生赴美考察一年，故得此琴應在上半年。
得琴後，王先生請管先生為之修整，《自珍集》記其過程云：
「肅宗元年迄今已將千二百五十載，傳世既久，深以足孔四周，漆多剝落，木質亦瀕朽蝕為慮。足端雖纏裹織物並嵌塞木片，仍難固定。張弦稍緊，且有扳損琴背之虞。幸平湖先生有安裝銅足套之法，屢次實施，效果均佳。為此特請青銅器修復專家高英先生為制銅套並仿舊染色，老友金禹民先生鐫刻八分書題記：『世襄荃猷，鬻書典釵，易此枯桐』十二字。又蒙平湖先生調漆灰，穩臥足套於孔內，不僅天衣無縫，且琴音絲毫未損。先生笑曰：『又至少可放心彈五百年了！』」
《自珍集》出版後，王先生散盡平生所藏。一次於先生座上，聊及此琴，先生道：「我漏寫了一件事，文革抄家，所有東西都抄走了，只有『大聖遺音』沒有。當時我把它擱在文物研究所我的辦公室里，下幹校時也放在那裡。這個還是應該寫上。」先生仙逝四年有半，今姑代為補記於此。
三
「1947年襄在故宮養心殿南庫門後揀出神農式唐琴，不僅草書琴名與此全同，漆色、斷紋、池沼、年款亦絕似。池側四言詩詞句雖異，字體位置又復相同。兩琴當斫於同時，出於同手，珉中兄定為中唐初期宮中所造，可謂標準器。蓋內府樂器，每制不止一件也。」《自珍集》此段所敘，系1947年3月初王先生就任故宮博物院古物館科長後事。而無論於故宮還是於古琴鑑定學說而言，這一發現均是極其重大的事件。故宮今所藏四床唐琴，「九霄環佩」、「玉玲瓏」、「飛泉」均是1950年後入藏，因此王先生所發現神農式「大聖遺音」是當時故宮唯一唐琴。其弦軫俱缺，岳山蹦裂，加上屋頂漏雨不知數十百年，琴面灰白水垢堆積，宛如漆皮脫盡。故溥儀出宮之後，清室善後委員會入宮清點文物，點查報告及後來的文物點查清冊均登記「破琴一張」，編為「昆字一〇七號」。
尤奇者，兩琴居然同名同款，王先生前此一年方得見錫氏所藏，似乎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其後一年伏羲式「大聖遺音」歸藏儷松居，由管先生修治。王先生復請於馬衡院長，延管先生入宮修整神農式「大聖遺音」，經月之後，水垢退盡。管先生重裝岳山，王先生覓配軫足，全器盡復舊觀，燦爛生輝，堪稱古琴修復的不朽典範。
伏羲式「大聖遺音」之遞藏，可知者至晚從民國初年錫寶臣開始，家傳三代。1948年歸儷松居，存五十五年後散去。錫氏之前，不知來源。數年前鄭先生閒談及此，雲當時曾向汪孟舒先生求證，汪先生告知早年問過錫氏，渠謂得自一老太太。言罷鄭先生笑曰：「好像差了一個字，是老太監吧。」意謂此器如此盛容，而前世竟不可究詰，錫氏顯是含混其辭，似有難言之隱，或系宮中盜出物。若果如此，則二床「大聖遺音」恐曾多年在一處耳。
至若王先生所言「可謂標準器」，二琴均可當之。而且因其可以互證，是以在唐琴標準器中首當其衝。鄭珉中先生《古琴辨偽瑣談》云：
「標準器共有3張，第一張是清宮舊藏朱漆隸書『至德丙申』款的『大聖遺音』，第二張是李伯仁舊藏刻『太和丁未』隸書款的『獨幽』，第三張是詩夢齋舊藏的『九霄環佩』。這張『大聖遺音』與錫寶臣舊藏九嶷山人定為鴻寶的、刻『至德丙申』隸書款的『大聖遺音』風格特點完全相同，它們無疑是中唐琴的標準器。」
亦是二琴並列。而今存盛唐器，無論詩夢齋舊藏「九霄環佩」，還是汪孟舒舊藏「春雷」，因為偽款或無款，其推斷也有賴於兩床中唐的「大聖遺音」。鄭珉中先生《宋宣和內府所藏「春雷」琴考辨》論及唐琴標準器，亦首先分析中唐標準器「至德丙申」的特點，再論及晚唐標準器「太和丁未」的演變，最後言及盛唐：
……掌握了兩者的變化特點，再看詩夢齋舊藏的「九霄環佩」琴，其造型的渾厚程度猶過於中唐之標準器，且腹內納音作凹下之半圓溝狀，其為西蜀雷氏第一代人之作無疑，其為盛唐開元之作可知矣！把它作為盛唐琴、雷氏第一代人所作的標準器，是可能不錯的。
詩夢齋舊藏「九霄環佩」，向來眾口一詞認定唐琴，但從學術上確證其為盛唐，端賴兩床「至德丙申」款「大聖遺音」。四十年代中葉，二器聯翩而出，為當今古琴鑑定體系的建立奠定基石。
猶有可記者，1948年6月初王世襄先生受故宮博物院委派赴美國考察，半年後的「戊子冬月」，在華盛頓佛利爾美術館見所藏「枯木龍吟」，攝照片寄贈已入故宮博物院的「珉中五兄」，照片背面題識凡七十一字。整整五十一年後，1999年同是冬月，鄭珉中先生亦訪琴於佛利爾美術館，成《記華盛頓佛利爾美術館所藏之「枯木龍吟」琴》，篇首憶及當年情景：
……先生所書，從形制、漆色、斷紋、灰胎、聲音等方面指出特點，題要鉤玄，至為精闢，且彌補了照片之不足。如此鑑定，非深諳於古琴鑑賞，其誰宜為。余獲此琴照，不禁狂喜累日，蓋因當時唐琴照片難得，重洋之外的唐琴照片尤為難得，更何況有世襄先生親題鑑定者！當時余所見具有如此風格的唐琴，僅錫寶臣舊藏的「大聖遺音」、清宮舊藏的「大聖遺音」、李伯仁舊藏的「飛泉」、汪孟舒所藏「枯木龍吟」及「春雷」而已。得此琴照實所知唐琴第六張也，半個世紀前之往事如此。
老輩間情意，讀之令人動容。王、鄭二先生當年所見唐琴，李伯仁、程子容遞藏之「飛泉」，七十年代末入故宮。汪孟舒所藏「枯木龍吟」，今存中國藝術研究院。即更早楊時百所見者，詩夢齋舊藏「九霄環佩」，經溥桐、劉世珩、之泗父子、劉晦之遞藏，五十年代初由海上購歸故宮博物院。李伯仁之「獨幽」，亦為湖南博物館所有。《自珍集》記從錫寶臣後人處價購「大聖遺音」，「當時以為唐琴無價，奉報又安能計值，但求盡力而已」，此乃一個甲子前的心情。其時是所云者，於今奚何言哉。
回思2002年夏，陪侍鄭先生至儷松居整理所藏琴，見「大聖遺音」，氣為之奪。鄭先生與袁先生對座結絨剅，余為上弦，王先生一旁慢聲道：「唐琴可捨不得上太高。」忽忽十餘年，情景猶在目前……
原文網址：https://read01.com/BeyPPd.html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